黄梅戏与黄梅禅――佛教黄梅戏《传灯》诞生过程

　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版图中，地处鄂东大地的黄梅县的地位无需赘言。它最为世人所称道的，自然是诞生了我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，此外，黄梅亦是我国佛教禅宗的发源地，这座总人口不到100万的小县城，拥有着四祖寺、五祖寺、老祖寺等多座佛教禅林，四祖道信、五祖弘忍、六祖慧能都曾在黄梅修行得法并承传衣钵。“佛教大事问黄梅“，这句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俗语，指的便是黄梅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。
　　
　　而在当地僧俗弟子们的合力之下，这两项伟大的文化瑰宝在历史上首次产生了奇妙的碰撞，一部名为《传灯》的佛教黄梅戏诞生了。月戏剧弘传佛法
　　
　　《传灯》的诞生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黄梅四祖寺已故方丈净慧长老的创意。
　　
　　“2010年的时候，老和尚就有一个念头，想把祖师传法的故事用戏剧的方式表现出来。”净慧长老的弟子，四祖寺现任方丈明基法师回忆说。而在当时的黄梅，净慧长老这般用戏剧弘法的念头，已有了成熟的外部因缘。
　　
　　千余年来，有关佛教禅宗的故事轶闻、史书典籍、民间坊本，在黄梅口碑人传比比皆是。然而，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形式，自始至今未见一场半折。
　　
　　作为“生活禅”理念的倡导者，净慧长老一直努力将佛法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拉近。“传法是历史事件，一直躺在书里头，没有一个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。毕竟看书的人士都是专业人士，所以老和尚想越出这个宗教范畴，让社会大众能够了解它。”
　　
　　净慧长老的想法得到了黄梅县各方的支持，为了能让佛教故事首次登上黄梅戏的舞台，黄梅县政府集全县之力来促成这部戏。
　　
　　作为黄梅县戏剧创作室的主任，县里有名的笔杆子，摆在湛志龙面前的，便是编剧的任务。这位写了三十多年戏的老编剧清楚地知道，一部戏曲没有新颖的故事、精妙的情节、严密特殊的人物关系，是没办法吸引观众的。加之没有完整和成熟的戏剧作品作为参考，如何为以合适的题材来反映四祖、五祖、六祖三位祖师传法的故事，成为了湛志龙接到任务之后首要的思考。
　　
　　为此，湛志龙当时在内心里做了这样一道排除法：悲喜剧，题材不太适宜；一般喜剧，内容难以出新；搞笑式喜剧，显然不合佛教；正剧，表现佛教就会更加单一，越发枯燥乏味，尤其涉及到僧人，更难做到声情并茂；神话剧，本就神圣的禅宗，搞不好反倒弄出迷信色彩；权宜再三，湛志龙还是决定采用传奇的形式。
　　
　　保险起见，湛志龙想了两套方案。一套是串戏，一套则是单本剧。“通俗点来说，就是一套是小戏，一套是大戏的方案。”湛志龙说，他最初的想法其实是写一部小戏，因为在黄梅，不少地名的缘起都与祖师传法的故事相关。“我们这里的新开镇，其实就是五祖弘忍开口说话的地方，而离母墩，就是弘忍离开母亲出家的地方。”在湛志龙的规划中，若能将每个地名作为中心，各写一折小戏，最后串联起来则能基本反映祖师的传法历程。为此，湛志龙特意赶制了《离母墩》这一折戏来做试验。
　　
　　“戏排起来后，请净慧长老以及专家观看了演出，效果虽然不错，但细细想来，距离净慧长老的要求、特别是弘扬‘黄梅禅’的大主题还有很大的距离。”湛志龙说，如果照串戏的路子写下去，观众就会为演出时间和舞台节奏所累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大戏，也就是单本剧的形式，成为了湛志龙唯一的选择。
　　
　　几经讨论之下，包括湛志龙在内的众多僧俗弟子决定，以弘忍的故事为蓝本，按照四祖传五祖、五祖传六祖的结构来组织该剧。万事齐备，2011年，湛志龙正式开始了这部名为《传灯》剧本的写作工作。所幸的是，他自己还算有些资本。“我从娘胎里开始，就是听五祖的故事长大的。而且1978年的时候，我刚好17岁，恰好就在五祖寺背后的水库里面修电站，每天一放工，我们就睡在五祖寺的大殿里头，晚上聊的都是关于五祖的奇闻异事。”
　　
　　即便如此，湛志龙的写作之路仍旧走得磕磕绊绊。
　　
　　“我新闻报道，小说，公文，诗歌都写过。写剧本还是最难的。其他的文章，可以统计一天写了多少字，剧本是没有这种说法的。”根据湛志龙的经验，一般的黄梅戏剧本都在一万八千字左右，刨去舞台指示等技术性内容，演员口中的台词上也就在一万字左右。但为了这区区一万多字，编剧通常要进行好几轮的精心打磨。“一般写的最快的编剧，也要写3个月左右的时间。”
　　
　　2012年中秋节前夕，为了修改剧本，湛志龙只身一人住进了四祖寺。未曾想，这一住，差点让湛志龙丢了性命。由于长期劳累，湛志龙在凌晨突发脑出血，被人发现时，他正在地上边爬行边呼救。但或许是佛力的加持，送医后的湛志龙居然恢复迅速，也没有落下后遗症。劫后余生的他没多久又把笔拿了起来。
　　
　　首稿完成之后，湛志龙礼请净慧长老来做定夺。“没想到净慧长老亲自修改稿件，而且是逐字逐句，连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。”根据净慧长老弟子明基法师的回忆，《传灯》的剧本净慧长老前后总共修改过三回，修改的主要内容则是人物语言。“毕竟这是一部佛教剧，有些话不符合僧人的身份，很容易闹笑话，净慧长老把它们全都改了。”此外，净慧长老还让弟子明基法师为演员们介绍僧人的行住坐卧、以及僧衣穿着等佛教知识。“因为演员毕竟不是出家人，但是在舞台上，他们必须得有出家人的样子。”
　　
　　走心
　　
　　正由于《传灯》这样的佛教属性，对于县黄梅戏剧院的演员们来说，《传灯》的排演感受也都是全新的。85年出生的卢正杰虽刚过而立之年，但却是个黄梅戏的老演员了。在《传灯》中，卢正杰饰演来到黄梅求法的六祖慧能。“可以说是完全不懂，刚感觉自己参演的角色还是太大了，有点融人不进去。”
　　
　　为此，卢正杰专门请求明基法师进行开示。法师没有多说什么，只让他每天晚上念诵“六祖祖师慧能”这六个字。卢正杰照做了，效果居然很快显现了出来。随着排练次数的增多，他发觉自己终于能人戏了。“说实话我内心还是紧张，但却有了把握。我的戏份不多，最后倒还算顺利。”
　　
　　而在卢正杰心里，这样的演出经历，更像是一面了悟自身的明镜，可以重新审视演员这个职业。”我以前演戏老是带着傲气，感觉演的像愤青一样，这次出演《传灯》让我知道，演戏更多时候是要靠内在的修炼，必须要走心。”
　　
　　而对于“走心”，从艺38年的徐记柱有更多的感受。他在《传灯》中扮演的，是四祖道信的角色。作为在剧中首先登场的僧人角色，道信在剧中完全是一个提纲挈领的存在。但由于史料有限加上排练时间紧张，他的演绎更多地是需要自己用心去体悟。“它既不是完全的古装戏也不是现代剧，人物性格都要自己去揣摩。走心就很重要。”徐记柱把这样的过程比喻为做馒头，“只有把基调定好了，整个人物才会像发馒头一样逐渐丰满起来。没有内心，人物是永远不会丰满的。”
　　
　　带着这样的体悟，在排演完成数月之后，徐记柱和剧组其他演员参加了在安庆举办的黄梅戏艺术节。在最终的评审环节中，为了嘉奖徐记柱饰演的四祖道信，组委会破例让原本设置的12个金奖，最终扩容为13个。
　　
　　而《传灯》剧组得到的肯定还还在继续。2015年4月，《传灯》剧组迎来了富有历史性的一刻。受星云大师委托，佛光山慧传法师专程到访黄梅，邀请全剧组去往海峡对岸演出。
　　
　　其实，为了这次赴台出演，剧院里的有些老演员已经等了22年。早在1993年的时候，台北黄梅同乡会的帅元甲先生就曾组织剧院去台湾表演，后来由于各种突发状况，最终未能成行。
　　
　　未曾想到的是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意外又发生了。当100多号演职人员的所有手续都办妥，准备出发之时，饰演剧中主角五祖弘忍，县黄梅戏剧院院长吴红军居士却走不了了。原来，已经咳嗽长达两个多月的他，被医院诊断患上了第四期肺癌，而医生给出的方案是无法手术，剩余生存时间只有三个月。
　　
　　俗语道“开弓没有回头箭”，得知消息后，县领导以及剧院领导一致决定，不放弃这次赴台演出的机会，吴居士的角色则由其他演员顶替上去。；
　　
　　而吴居士的同门师弟，在剧中同样饰演弘忍师弟的邢凌云居士成为了最终人选。正如片名《传灯》所传达的那样，这盏灯最终传到了邢凌云手里。
　　
　　传灯也是传法
　　
　　这样的重担找邢凌云来挑，剧院的领导是有考虑的。因为在县黄梅戏剧院，邢凌云最为人称道的，便是接戏快，接受能力强。不过，作为“救火队员”的邢凌云，内心依旧充满焦虑。
　　
　　最大障碍则来自于唱。邢凌云说，弘忍这个角色最初就是为吴红军定制的。考虑到吴红军本身清亮的音色，剧中弘忍的每一句唱腔都非常嘹亮。为了能圆满地完成演出，音高不及吴红军的邢凌云和其他演员最终想出了两套方案来应对。
　　
　　一套是采取“双簧”的形式，即邢凌云在台上对口型，幕后同时播放吴红军之前演出的录音。而另一套则相对保险，演出全程采用邢凌云的原声，并同时录制一套录音带应对突发状况。
　　
　　“突发状况主要是生病，演员突然感冒，嗓子无法发声，这些情况都要考虑到。”但在那时，邢凌云心中早就将此视作浮云，这位佛弟子演员心中，事实上只有一条道，那就是用自己的原声，将弘忍这个角色完美地演绎给台湾观众看。“吴院长的声音毕竟和我差的太多，同时观众们也是想看完整的，肢体和声音不是同一个人，到底还是说不过去的。”
　　
　　邢凌云如今还记得赴台前，最后一次去武汉同济医院看望吴红军时，他留给自己的话。“排练不能着急，慢慢来，我的声音能用就用。净慧老和尚说过，传灯也是传法，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，我们是师兄弟，一定要把它完成好。”
　　
　　从医院回到剧院后，距离正式演出又只剩下9天的时间，而在3天后，全剧组就要踏上前往台湾的航班，加上所有的演出道具和服装都早已托运。没有任何外物依靠的邢凌云，只能凭着从艺十多年的舞台嗅觉来消化手中的剧本和台词。“录制备用带的时候，那天总共录了14个小时，其中‘弘忍别母’和‘东山禅’这两段难度很高的唱腔，也都录得很满意。”
　　
　　而后的台湾巡演也验证了邢凌云这样的判断，尽管之前没有进行过一次正式的带妆彩排，自己上台前也一度感觉“心都要跳出来了”，但总共四场，横跨高雄、台北、苗栗等地的《传灯》巡演，犹如一阵清雅的禅风，润泽了众多台湾观众。
　　
　　《传灯》剧中有这样一段情节：新开口说话的小弘忍，要到双峰山向四祖道信拜师学佛，在与母亲拜别之时，两步一回头，三步一叩首。这撩起了许多台湾同胞的回忆。台北一位湖北籍老兵动情地说，当年他十七岁入伍，在与母亲别离之时，母亲撕心裂肺的呼唤至今响在耳际，以至于看戏时老泪纵横。而原籍黄梅苦竹乡的“大陆新娘”柳姗，是台北湖北同乡会的成员。在台北演出期间，她一直忙于会务工作，难得空暇，“钻缝”看戏，听到家乡的黄梅调，亦感到莫大的慰藉。
　　
　　这片叫好声背后，邢凌云的内心则又多了一份感触。作为剧院分管市场营销工作的负责人，他明白，《传灯》同样是一部叫座的黄梅戏。根据他的统计，《传灯》两稿总共投入六百八十多万成本，创剧院历史之最，但回报却令人欣喜。“这部戏投钱最多，回报得也很快，这几年的巡演下来，成本基本都已收回。”
　　
　　良好的自我循环能力，驱动着这部佛教黄梅戏不断向前创造着奇迹。在剧院未来的规划中，《传灯》更像是一套融汇佛教文化和黄梅戏的文化生态系统。在去年完成《传灯》电影版的摄制工作之后，电视剧版的《传灯》也在加紧筹备之中。而《传灯》的编剧湛志龙，也被邀请至台湾佛光山，参与佛教戏剧的创作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最大的奇迹，还要属当初在赴台前一刻倒下的吴红军。如今的他并未如诊断书上那般过早地逝去，而是远离俗务，在西南某地安心住山修行，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《传灯》给予他的因缘。
　　
　　摘自：《佛教文化》2016年第6期